莫让“减负”变了味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返回主页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文/郭海亮

    时下，全国各地中小学校纷纷采取措施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。一时间，“减负”成了一种热门的社会话题。
    长期以来，传统的知识教育观，加上社会发育中诸多不良因素，使得学生负担有增无减，“应试教育”倾向更是在现行的考评体系支配下走向极致。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，而忽视了素质教育，忽视了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，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。国家再次下达“减负令”，下大力气减轻学生负担，这在当前乃至今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拥护。
    “减负”有利于学生放下包袱，开动机器，有利于推进教育、 教学体制的改革，可谓利国利教利学，意义深远。然而，在全国上下一片“减负”声中，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，从而使“减负”在实际操作中走了样、变了味。
    一些学校盲目地追求“减负”，而脱离了社会、学校、家庭和学生的实际，放松了教学环节上的管理。有的学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“减负”任务，人为地减去了一些所谓的“副科”，如音乐、美术等课程；有的学校明文规定不充许教师布置课外作业；还有的学校干脆取消了考试。如此等等。在这种“减负”的背后，一方面，有的家长放松了对子女的教育，有的学生因此松懈了思想，减低了学习的自觉性，淡化了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。另一方面，有的教师认为学生“减负”，自己也能轻松了，于是减少了以往的教学热情和对学生应有的要求。这些“减负”与随之伴生的种种思想都是对减负的一种严重歪曲，把“减负”带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误区。
    笔者认为，学生“减负”，应该从减轻课业负担开始，但不能单纯地看减了多少作业、少了多少课时，而要看“减负”后能否形成高效运作的教育、教学机制，能否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两个积极性，能否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得到发展。减负决不意味着降低对学生应有的要求和降低教育教学质量，更不能以减低学生的素质为代价。“减负”是要减掉社会、学校、家长旧的人才观念，减掉长期以来在“应试教育”框架下养成的习惯和方法。而且“减”要和“管”结合起来，学校“减负”后，尤其要加强对教育教学、对学生的管理，进一步规范学生行为，培养学生能力，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。同时，“减负”不是为学校和教师减轻负担，而是对学校、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学校应适时引导学生，从偏重“应试教育”向“素质能力型教育”转化，教师也应该及时“充电”，钻研业务，提高素质，以便适应新的教育机制的要求，千万不能一“减”了之，放任自流，皆大欢喜。
    “减负”是整个教育改革链条上的重要一环，它不只是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外在强制措施，也应该是全社会关心学生、关心教育内在的行动。只有摆正“减负”与加强教育管理、提高教学质量、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的关系，才能走出减负的误区，学生“减负”才能真正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    学生“减负”势在必行，但无论如何不能让“减负”变味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刊于《江苏教育报》2000年第634期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鸣琴而治与道德建设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文/ 郭海亮

    读过春秋史的都知道鲁国的宓子贱和们所倡导的“鸣琴而治”思想。在出任单父（今山东单县）宰相期间，宓子贱曾在城南筑了一座简易的琴台，经常在那里弹琴唱歌，使得单父的父老乡亲们都乐于来到台下，听那悠扬悦耳的音乐，从中受到熏陶和教育。人们称赞他“身不下堂，鸣琴而治”。高适也因诗赞曰“琴和人亦闲，千古称奇才”。
    宓子贱治理单父的办法是比较奇特的。他向孔子汇报“鸣琴而治”的做法时说：“学生到单父后，尊敬父老，爱护百姓，与他们同欢乐，共忧患。”当然，他的做法还远不止于此，他进一步说：“我之谓在人”，意思是说，他治理单父的方法是是着眼于人的教化，注重人的道德品质的塑造。“在人”质言之。就是以人为本，突出人的精神的作用，强调群众的思想道德教育。
    有一年夏天，地里的麦子丰收在望，突然听说齐国的军队就要到来。于是，有人建议，让城里的人出去抢割麦子，不让敌军得到粮食，但是宓子贱坚决不同意。结果有一部分麦子被齐军割走了。鲁国大夫季孙派随从去责备宓子贱。宓子贱笑着说：“今年单父的粮食是损失了一些，明年还可以再多种，这对全车来讲不会有大的影响。如果一有敌寇入侵就让原来不种田的人去抢割别人的小麦，岂不助长了他们期盼敌寇到来的心理？要是这样，不但滋长了人们不劳而获的奢望，而且也难以共同对敌，这可不是三年五载就能消除的。”
    可见，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，宓子贱是有远见的。他抓信住了“我之谓在人”这一主导思想，从大处、从长远计议：不能为了减少一时的“物质”利益，而牺牲道德风范。当然，他也没有忽略“物质”建设，不然“田间的麦子”怎么会“丰收在望”？宓子贱的这种做法在今天，对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启迪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刊于《开拓报》

   　　且慎减员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文/郭海亮

    时下，国内各家企业都在纷纷裁减人员，且一律冠以“减员增效”的美名。一时间，“减员增效”似乎成了一种时髦，你减我也减，似乎企业不减员，就不能走出困境，就不能增加效益。
   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“下岗分流，减员增效”，这毫无疑义是十分正确的：人员少了，既可以减少工资、福利的支出，又可以提高劳动效率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，一举多得，实为良策。
    问题在于“减员”应该怎样去“减”？目前，不少老大难企业，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，干部能上不能下，职工能进不能出，就业终身制，从而导致机构臃肿，人浮于事，企业豢养着大量的“冗员”，象这类“员”一旦减去，大快人心。
    事实上，有很多企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使得“减员”走了样、变了味。某厂决定减员,但苦于没有良方,最后只能采取“一刀切”。“一刀切”不失为一种“公平合理”、麻烦少的做法，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：生产一线的骨干也被“一刀切”切去了不少。追根究底，这些企业是把“减员”当成一种“任务”，不减员就说明企业改革不深刻，上面追究下来不好办。人是减了，但活还得人去干，于是有的企业一面减员，一面又打出了“招工”的牌子，真让人啼笑皆非。
    还有的企业领导借“减员”之机，减掉了自己的冤家对头，减掉了竞争对手，而把自己的亲信调整充实到岗位上。少了那部分人，又多了这部分人，如此减减加加，其后果是不得而知的。试问，这种“减员”岂能“增效”？
    笔者认为，企业减员，关键要看减员后能否形成精干、高效的运行机制，能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、降本增效。千万不能一哄而起，人云亦云，而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，切实从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出发，决定该怎样减，减什么。同时，“减”和“管”要紧紧地结合起来。我们知道，我国绝大多数亏损企业效益不佳是管理上的原因，如果一味地强调“减员”，而不加强“管理”，则必然会陷入“减员增效”的误区。
    当前，我国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，开放有序、层次多样的劳务市场尚未最终建立，为了“减员”而“减员”，从而把大量的富余劳力推向市场，这是对社会、对职工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。
    企业减员，且慎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刊于《河北工人报》1998年

        “承诺”也要打假